很抱歉很长时间没有更新博客了，主要是由于奥运会开幕了，一直忙着看比赛，所以耽误了，呵呵！而且由于回到了铜川家里，上网极为不便，因此无奈，今天权当补过了，呵呵！

奥运会已经过半，感触良多，因此想来分享一下。

首先想到的就是本届奥运会开幕式的表现和主题曲所要表达的主题。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当开幕式以画卷为载体逐步推开时，当“活字版”不断变换着组合出“和”字的时候，当梦幻般的场面逐步展开的时候，当主题曲登台的时候，我们没有感到我们想象中的“力量”，而是一种梦幻般的柔美的感觉，尤其是主题曲，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刚毅之感和激愤的感觉，比如大家广为好评的《手拉手》，而是一种柔美感。说实话，一开始听到后真感觉是不是听错了，运动会主题曲怎么会这样，但随后的不断了解让我们感到，或许“和谐”与“柔美”正是本次奥运所要表达的主题。

其次就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进一步理解。记得曾经看奥运会，顶多是认识到奥运会的盛大、重要和现场直播比赛的刺激，以及期望中国能多多拿到金牌，不怕各位笑话（或拍砖），那时看到同中国有竞争力的运动员失败心里很开心。当然，或许这是那时一种最朴素的感情的体现吧。但是在现在，在本届奥运会期间，我当然还会为我国运动员的优秀表现而高兴，但同时我也会为其他国家的运动员的失误而感到可惜。另外，张宁、萨乌丁等老运动员坚持下来的勇气，阿富汗以及伊拉克运动员的勇敢与参与精神，同样令人们感动。

或许从一届奥运会中，我们还可以获得很多，就让我们自己去品位吧，珍惜这最后的一段时光，那是一生中难忘的一段记忆。。。。。。

2008年7月17日晚中央二台的《经济与法》栏目分析了不久前轰动整个社会的“海师大偷拍事件”，我个人认为这一案件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十分值得人们反思。

其一，普法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在采访本案作案人陈某时，他一再表示，并不知道偷拍并在网上上传他人隐私照片是一种违法行为，只是感觉好玩而已，甚至也有不少他的同学认为，如果仅仅是偷拍而自己保存，并不传播，就不违法。这些观念足以表明我们国家的普法工作并不到位，或者说人们并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特别是作为今后中国建设主力军的大学生，其基本法律知识的缺失实在不足以让人们相信他们能够在今后的社会生活和工作中保护自己并造福社会。同样表现出来法制观念极差的不仅仅是这些学生，还有某些媒体工作人员。据报道，一家网络媒体在获悉海师大这一事件后，在报道此事时，没有遵循客观公正原则，而是将更为过分的但并不属于陈某拍摄的低俗照片贴在相应新闻的位置，甚至设置了专栏。而该媒体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已经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并造成不良社会后果的扩大，反而引以为荣，该新闻的编辑甚至获得了内部奖励，实在令人担忧。

其二，大学生心理健康应受到重视：

在整个案件的报道中笔者个人认为，陈某的这一行为与他的心理发展有很大关系，在舍友们看来，他是一个很老实的学生，大家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件事情是他做的，然而残酷的现实却让人们不得不相信这一点。据陈某讲述，当他无意中发现了能够偷拍他人而不被发现时，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而之所以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是由于自己内心的需要所致。而此后又进一步将照片传到网上，更是心理状态发生变化，认为自己的“成果”应当有人来一同“分享”，从这些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刚刚走进大学的学生的心理已经到了什么状态，而由此反映出来的我们的教育和培养模式缺乏科学性、缺乏对心理健康的关注这一问题更加令人担忧，从马加爵事件到几乎每年都有的大学生自杀事件，再到这次偷拍事件，我想，教育部门应该有所反思了吧。

其三，法律对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监管应当加强：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利弊两个方面，媒体、特别是现代信息的高速传播者——网络媒体也不例外。为了尽可能地发挥它们的优势，而避免它们可能带来的危害，自然应当用法律来加以监管，媒体工作者也应当培养自身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谨的态度。但此次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某些网络媒体并没有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谨的态度来报道事件本身，而是在法律监督不够健全的漏洞下，本着自己的利益，为了提升点击率而歪曲报道事件，造成社会不良后果的急速扩大，给受害人以及作案人本身均带来了严重后果，可谓是侵犯了他人的权利。既然我们不能指望媒体从业者自律，那么法治社会就应当健全这种他律机制，即健全法律。从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不雅的照片之所以能够进入媒体流通领域，无疑是法律监管不力的一个体现，按理说，报道此类事件，应当省去不雅图片，仅以文字形式客观陈述，而该媒体并没有这样，反而为了一己之私做了歪曲报道，扩大了不必要的不良影响，因此，今后对媒体的监督及审查力度包括事后处罚机制均应更加严格，这倒不是反对言论自由与报道自由，媒体在任何社会均被认为是起积极作用的，但为了某些私利而违反法律规定传播不良信息甚至歪曲事实造成社会恶果扩大，确实应当予以惩戒。

今天在网易新闻上看到一条消息：上海袭警案辩护律师难以见到犯罪嫌疑人！看到后，作为一名刑事诉讼法学专业的学生，我要说，这一现象既令人遗憾和惋惜，甚至气愤，但思前想后，在中国现有条件下，似乎又没有什么奇怪的。如果案件处于侦查阶段，能否会见，似乎也有争议。

我们知道，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要会见犯罪嫌疑人是必须经过批准的，只有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交由检察机关后方可不经批准直接会见。当然，依据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律师法的规定，辩护律师即便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也不需要经过批准，可以无障碍会见。但我要说，正是这样一对矛盾的规定，才带来了法律实践中的矛盾。

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学校有幸邀请刑事诉讼法学著名学者陈瑞华教授为我们做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学术报告，其中在谈及新律师法的实施时提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当北京一些律师按照律师法规定在侦查阶段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干警明确表示：“律师法是律师遵守的，我们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要会见，必须经过批准。”这一公然表示不遵守现行法律的现象在我国也是首次。

我认为，固然本案由于影响巨大，被害人又是国家机关，可能存在司法机关有意阻挠的情形，但根本的还是法律规定造成的矛盾。律师认为应当采用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可以无障碍会见，而司法机关坚持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坚持适用刑事诉讼法，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那么在本着维护自己利益的内心需求下，自然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了。我想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这一问题必须尽快有一个结果了，它拖了太久了，也影响了律师法的实施，影响了法律权威的树立，应当引起关注了。最后还要说，这位律师，支持你了，要努力争取，因为为了保护当事人权利，现在只能这样。

2008年7月15日，我陪四年才回来一次的姑姑游览了大唐芙蓉园，说实话，在此之前，听到关于这一景点的评论比较多，褒贬不一。有人说这里值得一游，而也有人认为并没有什么。这次能有机会亲身体验，实在难得。总的来说，感觉还是有可看之处的。另外，当然拍摄了一些照片，今天上传了一部分：

这是16：20于紫云楼中演奏的大堂鼓乐，还录了像，可惜不能上传在这里：

唐市，从这里可以买一些东西，并进入游乐场，不过这里并不怎么吸引我，只是这个印章做的别致：

夜间的紫云楼，在灯光下另有一番感觉：

紫云楼内的唐太宗像以及唐长安城模型，很不错哦：

紫云楼上的一个牌匾：

这是下午三点在紫云楼前看到的踩高跷表演：

由于篇幅有限，只贴了这几张，还有几张在博客相册看吧，呵呵！

2008年7月9日晚中央电视台二套经济频道《经济与法》栏目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件，一位女士由于不堪忍受长达十年的瘫痪病痛折磨以及由于对家人长期感到内疚而引起巨大心理负担，坚持要求自己深爱的丈夫给自己准备好农药，并喝药自杀。尽管她出于对家人的爱在临终前明确的表示不要责怪自己的丈夫，他是好人，但法不容情，其丈夫仍然以故意杀人罪被批准逮捕。看到这里，我想从现行法律框架以及制度的完善两个角度来做一简单评论。

现行法律框架下的思考：

从情理上讲，这种特殊情况下与其说是杀人，不如说是在帮人。但是，由于出于对生命的尊重，我国现有的法律并未规定可以帮助他人结束生命。因此，任何人都没有结束他人生命的权力。本案中从犯罪构成上讲，该男子的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四个构成要件，因此构成故意杀人罪无疑。无论被害人是否作出了承诺，也无论这一帮助自杀的行为其后果是否有利于被害人，只要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行为人就必须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这也是法治社会下对法律的最基本的尊重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同情他，但又不得不处罚他。当然，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法律的规定，本案的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法的合人性要求——自然法学派的理念：

法律应当以保障人权、尊重生命为基本原则，这一点毫无疑问，同时法律也应当体现人性并合乎人道主义精神。而这里我们就需要考虑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坚持人道主义精神和尊重生命了。试想，在一个人确实认为活下去已经不是一种幸福和快乐，而是一种痛苦和对家人的无限内疚而希望结束自己的生命以维护自己的尊严并解脱家人的负担时，我们不禁要问，这样强行要求他（她）必须活下去，到底是法律的仁慈和对自由的尊重，还是另一种侵犯人权和对生命的不尊重呢？我们构建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法治社会，我们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让广大公民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吗？难道不是为了让每一个人能够更加安宁舒适、高质量地活着吗？但是，如果对于一个人来说，活着确实已经不是一种幸福和快乐，而只有痛苦和内疚时，这种生活对他（她）来说还有没有意义而言。如果由于自身的原因，使得他（她）渴望离开这个世界但没有行为能力时，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协助自杀行为，那么岂不是患者的自由选择权无法得以实现，且被强制痛苦生活在世界上吗；而当亲人迫于法律的要求和道德以及患者的迫切祈求多重压力却又没有解决问题的途径时，不是也要生活在无休无止的自责与折磨当中吗？也就是说，这种完全不准许协助自杀的法律规定无形中造成了一个家庭的痛苦，且是不定期的。如果这样，那么是不是法律就过于残忍了呢？自然法学派的理念告诉我们，法律应当是人道的、合乎人性的和合乎理性的。我们换个角度想想，，如果准许这些确实痛苦的人们解脱，那么是不是更加符合人性、符合人道和理性的选择呢？当然，这也是这些年“安乐死”问题受到关注的原因。我们知道，如果法律同意对部分人可以进行“安乐死”，那么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现行伦理道德观是否能接受，比如具体操作的标准不好把握等等。因此，在没有考虑成熟之前，笔者并不是赞成立即立法准许“安乐死”，而是希望这种现象被重视，这种有关理性立法、人道立法究竟是什么的观念被重新认识，并最终重构真正符合人性的法律制度。

最后想用一句歌词来结束这篇文章，或许它所表达的意思与此现类似吧，那就是：“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让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希望社会在不能给予他们什么的时候，也能够做到“手放开”。

据悉，某市为了保证市民在乘坐公交时能够为老幼病残孕让座，拟出台一项规定，凡是经乘务人员提醒但拒不让座的，可以罚款50元并将其赶下车，即将原本道德提倡的行为以义务的形式规定出来。尽管这一方案现在仍然在讨论阶段，仍然是草案，但已经在网上引起了一定的争论。有网友对此表示赞成，认为有利于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也有人表示反对，认为这样混淆了道德与义务的界限。笔者也想就此问题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的可操作性以及心理学角度谈谈自己的观点。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角度

法律与道德是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法律的制定必须以道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很难将以上几个词语联系起来，然而我前两天看到的一则新闻则着实将德作为基础，即考虑法律应有的道德性，否则，依照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失去起码道德性和人道的法律就是“恶法”而不是“良法”，不应得到人们的遵守。比如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剥夺犹太民族基本生存权利的法律就是非道德、非理性、非人道的，是不应当遵守的。但是，道德同法律也不是等同的，道德应当是对人的高层次的高标准的要求，而法律应当规定对人们最低层次的要求，即在尽可能维护自己利益最大化时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而公交车上要求给他人让座，无论如何应当是道德层面的要求，而不能规定为法律上的义务。因为我们同样知道，义务与权利是相对的，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则必然会享有相对应的权利，没有绝对的义务或权利。而这一规定恰恰没有注意这一点，即在规定了一般乘客让座义务的同时，并没有让他们享有对应的权利，而与此相反，接受让座一方享有了权利，却不需要履行什么义务，这一将权利与义务分离且将道德与法律混淆的制度设计显然是不科学的。另外，中国人的道德素质真的到了不行的地步，需要用强制性规定来推行吗？我看未必，至少在我所在的西安市，公交车上大家还是会主动给需要的人让座的，且随着人们文明程度的提高，让座行为会越来越自觉，我们应当有信心。

法的可操作性角度

既然要制定一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就必须考虑法的可操作性，没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办法执行下去。该草案的制度设计就缺乏可操作性。首先，执法主体由谁来肩负。我们知道，一般的，执行处罚权应由有执法权的机关行使。那么，作为对不按照规定让座的乘客实施拒载以及罚款这一处罚的主体是谁呢？如果是乘务人员，那么作为一个营利性企业即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否有执法权呢？显然是应受到质疑的。如果由政府专门派员执行，一个城市那么多公交，要派多少人呢？其次，有行政处罚就有救济。一般情况下行政相对人有权对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甚至提起行政诉讼，那么针对这一处罚乘客能否及时保护自己的权利呢，如何在受处罚后的维权中获取证据呢？再次，那么多坐着的乘客均没有让座，那么处罚谁呢？有人说，处罚应受助者身边的乘客。可是有时候车上比较拥挤，上车的乘客并没有站在座位旁，而是被两边的站着的人夹在中间，这时候又当如何呢？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施行该法律。

心理学角度

我们知道，人们需要心理上的平衡，需要得到心理上的满足。而且，如果没有限制，那么一个人的心理欲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膨胀。因此，以此草案的规定来看，由于普通乘客仅仅履行义务，而特殊的这部分乘客仅仅享受权利，且这些都是无条件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受助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从心理上找到一个平衡点，即会逐渐认为他们享受这一权利是理所当然的，是必须的，随之而来的是本来在道德层面下感激对方的这一感情的消失，这样并不利于他们心理的健康发展。与此相反，作为义务承担者的这部分乘客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仅履行义务而不享受权利，从而内心严重失衡，并伴随着对方的日渐冷淡而对这部分本应受到社会关心的群体产生反感心理，人为恶他们影响了自己的正常生活，让自己失去自己应有的权利，这种心态的发展同样不利于其健康积极面对生活。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双方的关系会有紧张的趋势，并引起原本尊老爱幼等美德的丧失。这些从总的来讲是不符合和谐社会这一理念的。

最后想说一句，让到的问题归道德调整，将法律问题交给法律解决。这样的做法初衷是推广道德，但必将适得其反，且不具有可操作性。另外，立法的时候，应当考虑的是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综合理论的因素，而不是一个方面，否则这一法律的施行必将出现问题。

“范跑跑”被教育部取消教师资格     相关链接如下：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老太太摔倒被扶起 反指扶人女子为撞人者

　　核心提示：4月22日下午，郑州市民牛丽骑电动车在路上行驶，突然发现后面有一老太太跌倒，便倒车过去扶起老太太，岂料老太太却称是牛丽将其撞倒。警察闻讯来处理事件，目击者纷纷表示牛丽并没有碰到老太太。查看

不知大家看了这条新闻是什么感受，总之我看了以后比较痛心。如果事件正如牛丽所说，那么我不敢相信今后还是否会有人出来帮助别人。

我们总是责怪社会越来越冷漠，却殊不知自己就是社会成员中的一员，自己做的怎样。而在有人帮助他人之后，帮助者又得到了何种结果呢？我想，能够帮助主动他人的人，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当时他（她）的行为是高尚的，也是不图回报的。但我认为，帮助者即使不需要回报，但一定需要人们的理解和肯定，这是必要的。然而，当热心被亵渎时，我们不难想象当事人的失望，他（她）的内心会怎样，他（她）今后还会相信帮助他人的信条吗？还有，这种事情会给社会中的其他民众一个不好的信号，那就是好人得不到好报，所以与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此一来，势必会形成恶性循环。难怪曾和父亲讨论此问题时，他说曾听过这种情况，一位老人倒在路旁，无人询问，有一人意图帮助，但一直不敢，最终鼓起勇气，拉住旁边几个路人后，在得到旁人愿意做见证人的许诺后，才帮助那位老人。

而我想说，不要怪这个世界太冷漠，往往是我们自己本来如此，而在一些人作出一定的好事试图温暖这个世界时，却被世界所不认同，甚至这些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因此，要么接受现实，要么主动改变，不要怪世界冷漠，因为我们没有责怪的资格。